上海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其“中国古代青铜馆”陈列着从夏代开始的各个时代青铜器，这中间还包括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铭文青铜器，多件馆藏文物入选首批禁止出国珍贵文物名单。

　　从文明曙光初现，到礼乐盛世，再到秦汉大一统，可以说看明白了中国青铜时代就读懂了整个中国上古史，理解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文明内核从何而来。经过数月改建陈列准备，今年2月“中国古代青铜馆”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盛大开幕，分别展出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融合期、复古期等七大板块的青铜器精品，为观众带来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古代青铜器展览。

　　在古代中国，钺是一种长柄弧刃、类似斧头的兵器，常常出现在军事指挥场合。武王伐纣时就曾拿着以黄金为饰的钺指挥军队。

　　根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甲骨文“王”字正像一把没有装柄的钺，它本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酋长的权杖，后演变为王权的象征物。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与“钺”有关。成汤灭夏时，““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武王伐纣，也是“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以上记载见《史记》）。《国语》则讲了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嚣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春秋时位于三门峡地区的虢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虢公梦见拿着大斧的天神通知他晋国马上就要打上门来，结果昏庸的虢公听信占卜师的鬼话，以为这是天神赐福的好事。最终虢虢被晋国轻易吞并，还引出一段“假途灭虢”的故事。在这一个故事里神人执钺，象征着他所拥有的生杀予夺大权。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铜钺，来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它体形厚重，中心圆孔直径6.1厘米，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18个十字形，十字内外又以两个绿松石圈包围。十字纹、圆圈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相间的图案，排列整齐又富于变化，体现了虚实相生的和谐之美。

　　值得注意的是，铜钺一侧开两个方孔，又连接一块较小的方形突出部，这个部位叫“内”，用于安装木柄时固定钺身。

　　有观点认为，铜钺中心圆孔源自新石器时期的同类玉石钺，最初是用来穿绳系柄的。青铜钺已经铸造出“内”，就不用保留中心圆孔，这表明钺身圆孔的设计并非来自实用需要，而是源自夏朝人美学和礼俗的精神追求，或许也是古人“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这件方钺身上有两个谜团曾令专家们困扰：一是它含铅量非常高，远高于商周青铜器的含铅量，二是十字纹在早期青铜器中非常少见。它的老家究竟在哪里呢？直到1975年，考古学家在可能是夏代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到一件镶嵌十字纹铜圆形器，才揭开谜团。

　　该器物十字纹的排列及绿松石镶嵌的方法和这件铜钺非常相似。更让人激动的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青铜器虽然不多，但经检测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两个显著的特征，正好与镶嵌十字纹铜钺吻合。由此能够确认，十字纹方钺的年代是夏代（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晚期。

　　镶嵌绿松石铜圆形器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表面包裹丝织物，专家推测它可能是宗教领袖在进行仪式性活动时所持用的法器，象征祭祀之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镶嵌十字纹方钺重达5.16公斤，不便挥动，是一件彰显君主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可惜我们还无从得知在历史长河中，杖钺前行的是哪位夏代王者？

　　商朝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爱喝酒，甚至因此亡了国。当时全社会对饮酒的狂热到了什么程度呢？周王朝建立后，不得不专门颁布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来遏制这种酗酒风气。

　　除了纣王日常玩的花活“酒池肉林”，商人还喜欢把钱花在喝酒的器皿上，因此商朝的青铜酒器极为发达，诸如觚（gū）、觯（zhì）、斝（jiǎ）、卣（yǒu）、罍（léi）、觥（gōng）、爵、尊，很多种类到西周以后就逐渐消失了。《诗经》上讲“我姑酌彼兕觥”，觥是一种盛酒器，起初用牛角制成，后来用青铜铸造。由于它容量很大，古时候常用来它罚酒。成语“觥筹交错”，本意就是指宴会时用觥之类的酒器“自罚一杯”，酒觥、酒筹交互错杂的热闹情景。

　　这件青铜觥整体纹饰以龙、凤为主题。觥盖前端是通常所称的“龙头”——这只异兽瞪大了眼睛，双角内侧各有一分叉小枝，兔形长耳灵动活泼。“龙头”之上又有小龙，其卷曲的长尾贴着盖脊延伸到中部。盖尾则饰以牛角兽面纹。三种怪兽合体，表现的是一种威严的超自然物象。

　　《诗经》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对凤鸟情有独钟。觥的腹部装饰有长冠凤鸟纹，尾部羽毛如燕子般分开舒展，凤爪下及圈足，更显出凤鸟的高大，整个形象呈现一种静穆之美。大凤的背上又置一小凤，底部圈足上也饰有分尾凤纹，好似百鸟朝凤。此器周身装饰兽面和凤鸟纹，适当留白，既华美又昂扬，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创新风格。

　　有人说商代青铜器的风格是狞厉肃穆，用许多超自然的兽面纹来显力，这是由于青铜器不光服务人，同时还服务鬼神。商人喝酒也不忘了老祖宗，甲骨文记载酒祭是商王朝的重要祭祀之一。

　　父乙觥上有三字铭文，上面第一字（这个字尚未释读出来）标明了族氏，第二字则是对逝去父辈的称号，商人习惯用“父/祖+天干”作庙号，方便记住祭祀祖先的日期。觥上三字铭文大致就是想记录“我们家族每逢乙日祭祀先父”，父乙觥也由此得名。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厨师这样一个职业似乎天生与治国能力有千丝万缕联系。正如《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能调和五味者，必能兼济天下。开创商王朝的贤臣伊尹，据说就曾担任商汤的厨师。做饭之余跟领导聊了会儿王道霸业，改天就成了辅佐商汤的重臣。所以别小看了古代这些厨师，宰相都得跟他们拜同一个祖师爷。上博镇馆之宝大克鼎的主人，就是这样一位周王身边的厨子。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与它同时现身的还有7件类似形制、大小递减的列鼎，称为小克鼎，均为西周贵族“克”所有。

　　此鼎方唇宽沿，上有粗壮的立耳，下有三只蹄足鼎力支持，器形雄伟，总重201.5公斤，是众所周知的重器鸿宝。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是宽大的波曲纹，婉转流畅。标志着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改变了面貌，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变时期。

　　有实力铸造这样一尊青铜大鼎，它的主人自然来头不小。克在周王朝担任膳夫一职（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同时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同一人所作的小克鼎铭文讲他被周王派去洛阳传达命令并巡视安定那里的禁军（王令膳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师）。克盨则提到“王命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周王命史官为膳夫克办理接收土地、人民的相关手续。

　　在大克鼎那28行、290字的长篇铭文里，克在第一段颂扬了先祖师华父辅弼周室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美好的德性，协助周王治理远近上下。圣明的周王念及于此，任命他的孙子克出任膳夫这个重要职务。第二段则记录了克受周王鼓励嘉奖，被赐予大量土地和奴隶，获得巨额财富。这尊气度不凡的青铜重器，承载着一个“厨子”继承祖先之志、复兴周室的梦想。

　　作为厨子，克的文化修养也十分出色。大克鼎铭文被誉为金文书法的不朽经典。金文书法发展到西周中期，呈现出圆润遒劲、结体匀称的特点，此鼎铭文行列整饬，沉静典雅，一望而知其为宗周气象的典范。铭文的上半部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好似打上了现代人练习书法用的田字格，每格一字，所以全文布局十分规整，是临习金文书法的不二之选。

　　1948年7月，古董商张雪耕来到上海的码头，他已经将17箱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境，正要装船运往美国，准备倒卖给国外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大赚一笔。千钧一发之际，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出现在码头，在海关人员的配合下重新检查，发现三百多件所谓的“仿古品”中只有3件为仿品，剩下的都是真品、珍品，其中就有一批著名的春秋时期青铜器——浑源彝器。它是1923年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一批东周青铜器的总称，早在1936年古文字学者商承祚就写过一本《浑源彝器图》，收录了这批青铜器的资料。

　　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浑源彝器有着十分独特的风格特点，其纹饰注重写实与繁复的浮雕结合，生动精美。有的还运用镶嵌红铜技法展现当时的生活劳作场景，与素面的青铜形成强烈反差，极具艺术价值。这也是怎么回事它出土后就遭到文物商贩抢购、受到国内外学界重视的原因之一。上海博物馆现收藏有11件浑源彝器，最赫赫有名的当属牺尊，被视为镇馆之宝。

　　“牺”在中国古代指供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畜，包括牛、羊、猪三种动物。《诗经》上说：“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描述的就是鲁侯祭祖时使用动物形酒樽献礼的场面。虽然早在商代晚期就出现了动物形酒器，但这件牺尊设计尤为独特，颇具巧思：牛背上的锅形容器可以盛酒，牛腹中空，能够注入热水以便温酒，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在已知青铜酒器中是独一无二的。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农具的出现及牛耕技术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件牺尊的“牛鼻子”有点不一样——牛鼻上穿有一环，它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这正是研究我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作为这一时期青铜器工艺的代表之作，牺尊还反映着春秋时代的技术进步。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的浮雕，牛首、颈、身、腿等部位布满兽面纹饰。乍看之下各有千秋，仔仔细细地观察却能发现它们都能分解成可重复的小单元，这就说明当时已然浮现了成熟的印模技术。20世纪60年古学家在山西侯马发掘到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其中有些陶范上的纹饰竟能与牺尊对应。专家们研究了牺尊表面精美的纹饰，根据结果得出其各部分都是用一个模子反复印制，再根据所处位置不同，截割、拼合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青铜铸造艺术的奇迹！

　　锱、铢、石、钧、釜、钟、区、龠、斛……这些五花八门的量词都是战国时期各国通行的度量衡单位。这一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纷繁复杂，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阻碍了各国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颁布法令“一法度衡石丈尺”，中华大地上才有了共同的度量衡标准。

　　事实上，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只是秦人多年变法的最终成果，早在秦孝公时开启的商鞅变法就很看重对度量衡的制度规定，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就是商鞅为秦国变法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

　　方升较窄的一端有一中空柄，其余三个侧面与底面都刻有铭文，其中一组记录：“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重泉。”

　　这条铭文记载了方升的制造时间、监造责任人以及器物的容积。大良造是秦孝公时秦国最高的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大良造鞅”指的便是推行变法改革的商鞅。“重泉”是器物制造或使用的地点，约在今陕西省蒲城县，这说明在秦国统治的区域内普遍实行由国家制定的度量衡单位。

　　更有意思的是，这件方升不仅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证据，还作为被连续使用上百年的国家标准量器，见证了海内黔首皆遵秦制的辉煌。方升的第二组铭文是秦王政26年的诏书，与文献记载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完全对应。虽然方升使用的时间和地点屡经变迁，但不变的是它所代表的精确与公平。

　　自此，以十进制为基准、简洁实用的秦国量制取代了列国复杂的量制，大一统秦汉文明的经济秩序得以奠基。从王者之兵，到宗庙重器，再到“国家标准”，青铜器时代历经数千年，承载了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文明进程。

　　1、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贺俊《试论二里头文化的铜圆形器》，《文物春秋》2018年第5期。 3、李崇寒《远比〈史记〉精彩的西周中期史 大克鼎隐含的王朝危机》，《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3月下。 4、刘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斧钺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